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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舟的博客

千峰已越过 前路仍茫茫 回望有知己 行者域无疆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金庸在北大的中国历史观演讲 (一)  

2008-08-12 14:24:49|  分类: 文化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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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文明不断消长

 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,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。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,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。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。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,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,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,便都肃然起敬。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,他学识渊博、品格崇高,对我很爱护。虽然现在时隔五、六十年了,我还常常想念他。

  北京大学在“五四运动”中起了领导作用,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。每当我们想到北大,就会想到开明、开放的蔡元培校长,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,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、科学家、作家、学者、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。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,其中最重要的,一是对国家、社会的深切关怀;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。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,我感到,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,但牛津大学的老师、学生对于国家、对于社会、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,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。抗战时期,我考大学,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,西南联大是由北大、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。我有幸被录取了。或许可以说,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。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,西南联大又在昆明,路途遥远,没法子去,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。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,跟大家是一家人了,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。

 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。作为新闻工作者,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,但所知都是些皮毛,很肤浅。专家、教授则不同了,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,懂得很深。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。我是新闻工作者,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,但幸亏我是“名誉教授”。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,话讲错了也无所谓。我下面要讲的话,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,这不是客套。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,当然只有到北大来,没有别的地方可去。

 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,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。那里的人要我写字,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?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,我只好写了八个字: “班门弄斧,兰亭挥毫。”班门弄斧很狂妄,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。这次到北大,说好要作两次演讲,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:“班门弄斧,兰亭挥毫,草堂题诗……”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,第四句是:“北大讲学。”

 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,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,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。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。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,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、不断地发展壮大,到底有何道理、有哪些规律?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,对英国文学、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。大家都知道,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,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《历史研究》。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,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,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,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,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。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,则又是世界唯一的。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,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,如巴比伦的文明、埃及的文明、希腊罗马的文明,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,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、消亡了。他说:“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,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,就能继续发展;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,就会衰退,甚至消亡。这里也有多种情况: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,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,消灭了;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,没有改革,没有进化,象活的木乃伊,结果衰落了;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;还有一种就是分裂,国家内战不休。”

 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: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,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后写的,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。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,处境确实非常危险。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,不知道,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。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、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。就我看来,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: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;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,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;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,时间也有四百年;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,时间约三百年;第五是五代、南北宋时期契丹、女真及西夏的侵犯,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;第六是元、明、清时期蒙古、满族的侵犯;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

中国历史发展规律

  纵观中国历史,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,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,后来慢慢腐化,组织力量衰退。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,那么就会中兴。如果改革失败了,或者自己腐化了,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。在外族入侵的时候,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,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。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,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。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,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、融合,一旦同化、融合了,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,统一起来。之后可能又腐化了,衰退了,或者分裂了,外族人来了,我们民族再融合,又壮大,如此循环往复。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,要么打赢,要是打不赢,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。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,常常能把外族打退,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,但却很难被征服。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,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;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,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,经过一段时间,大家变成一个民族,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。

 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,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。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,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,而西方就融合不了。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,生产力比较高、技术比较先进,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;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,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。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,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,很束缚人的行为,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,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,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。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,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。父亲死后,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,罗马也有这种情况。一抢位子,就要打架,就要内乱。本来很强盛的部落、部族或者民族,一分裂,就要自己打自己。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,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,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,即父亲死了,嫡长子继位,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。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,社会就会很稳定,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,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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